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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月的山城，秋意已深。浓雾如同化不开的牛乳，将这座战时首都层层包裹，嘉陵江的号子声在雾中显得沉闷而遥远。我站在参谋本部办公室的窗前，玻璃上凝结着细密的水珠，窗外的黄桷树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。这雾气，像极了当下的战局，看似平静，实则处处都隐藏着看不清的杀机。
桌上的电报堆积如山，每一份都蘸满了前线的血与火。自入秋以来，华北日军的报复行动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。那场席卷了正太、同蒲、平汉铁路沿线的大规模破袭战，虽在战术上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，极大振奋了全国人心，但也彻底激怒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。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个矮胖的日本将军在地图前暴跳如雷的模样。他麾下的部队，正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，在河北、山西、察哈尔的广袤土地上，推行着他们的“烬灭作战”。
我拿起最上面的一份文件，来自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亲笔信。信纸是前线常用的那种粗糙的土纸，墨迹却力透纸背，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和沉痛。信中详细描述了日军的“三光”战术——杀光、烧光、抢光。他们以铁路和公路为依托，分区域、分批次地进行“扫荡”，用梳子一样的战术，一遍遍地刮着华北的土地。村庄被夷为平地，粮食被抢掠一空，青壮年被掳走或屠杀，水井被填埋，甚至连牲畜和农具都不放过。卫立煌在信的末尾写道：“……此非作战，乃灭绝种族之暴行。我华北军民，正以血肉之躯，筑成新的长城。然则，弹药奇缺，医药匮乏，将士饥寒交迫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夏公，每念及此，五内俱焚。前方战事，我等必死战不退，惟后方补给与战略指导，万望公费心。”
我将信纸缓缓放下，指尖有些冰凉。作为这一切的最高指挥者，这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几乎要将我的脊骨压断。华北的破袭战是我亲自批准并提供了有限的军火支持的。决策的那一刻，我就预料到了日军可能的反扑，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残暴程度，或者说，我低估了人性之恶的下限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华北的地图，太行山、吕梁山的褶皱如同一道道伤疤。我知道，在那里的每一道山谷，每一片村庄，都在上演着人间惨剧。
我的决策，究竟是拯救了更多的人，还是将更多的人推入了火坑？这个问题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内心。但我没有太多时间沉湎于这种自责。战争就是一部巨大的、无情的绞肉机，作为操纵它的人，任何一丝的软弱和犹豫，都会导致更大的灾难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将情绪的波动压到心底最深处。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自我鞭挞。
我走到巨大的军用地图前，整个中国的地形地貌尽收眼底。华北地区，红蓝色的箭头犬牙交错，密密麻麻。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开始进行高速的兵棋推演。日军的优势在于机动性和火力，他们的“囚笼政策”——以铁路为柱、公路为链、碉堡为锁，企图将我们的抗日武装分割、包围、剿杀。而我们的优势，在于广袤的土地和不屈的人民。
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战略国策，在具体的战术执行层面，就必须转化为“以机动对机动，化整为零，袭扰敌后”。我拿起一支红蓝铅笔，在地图上开始勾画。不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和破袭战了，那会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的力量一次性消耗掉。必须把部队化整为零，以师为单位，甚至以团、营为单位，分散到广大的乡村和山区，避开日军的锋芒，像无数根钢针，扎进敌人的血肉里，让他们坐立不安，寝食难安。
我叫来了作战厅厅长刘斐。他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人，神情永远严肃，一丝不苟，是我最为倚重的臂膀之一。
“敬农兄，请坐。”我指了指桌前的椅子，将卫立EOLI煌的信递给了他。“看看吧，华北的局势。”
刘斐扶了扶眼镜，仔细地阅读着，眉头越锁越紧。他看完后，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“总长，日本人的手段，已经完全突破了底线。这是要彻底摧毁我们的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。”
“不错。”我点了点头，“所以，我们之前的战术也需要调整了。硬碰硬，我们是鸡蛋碰石头。现在，我们要做水，无孔不入，要作风，无影无踪。让日本人每一拳都打在空处，让他们庞大的战争机器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”
我将我在地图上的构想，详细地向刘斐阐述了一遍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。我要求作战厅立刻拟定一份《关于华北地区作战形态转化的指导纲要》，核心思想就是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，并将其提升到整个华北战区的战略指导层面。同时，命令后勤部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调集一批药品和电台，优先补给华北。武器弹药可以缴获，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通讯人才，损失一个都是巨大的代价。
刘斐领会了我的意KIU，他站起身，向我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：“总长放心，我立刻去办。这份纲要，三天之内，一定送到您的办公桌上。”
送走刘斐，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。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劳累，更是精神上的巨大消耗。作为一名穿越者，我拥有这个时代无人能及的“先知”，我知道战争的走向，知道日本终将战败。但这种“先知”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轻松，反而让我背上了更沉重的枷锁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，还需要付出多少牺牲，这片土地还要流多少血。每一个决策，都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，这种压力，让我夜不能寐。
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，苦涩的茶水顺着喉咙滑下，让纷乱的思绪稍微安定了一些。
十月的第一周，就在这样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度过。我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。除了处理华北的紧急军情，还要兼顾全国各个战区的日常战报。宜昌前线、长沙外围、南宁两翼，战火无时无刻不在燃烧。我的办公桌上，电话铃声和电报机的滴答声此起彼伏，仿佛是前线炮火声的延续。
到了第二周，一个期待已久的消息，终于像一道曙光，刺破了重庆的浓雾。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和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讨论关于“驼峰航线”的初步设想，侍从室主任钱卓伦将军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他面带喜色，将一份标记着“绝密”字样的电报递给我。
“夏公，伦敦急电。英国方面已经正式照会我方，决定于本月十七日，重开滇缅公路。”
我的心脏猛地一跳，一股热流瞬间涌遍全身。我接过电报，手指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。电报的内容很简单，但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。滇缅公路，这条中国最后的陆上国际交通大动脉，在被英国人屈从于日本压力而关闭了三个月之后，终于要重新开启了！
这三个月，对中国而言，是何等的煎熬。外援物资被死死卡在缅甸的仰光，国内的工厂因缺少原料而停工，前线的将士因缺少弹药而徒然牺牲。我曾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施压，言辞激烈地指出，封闭滇缅公路不仅是背信弃义，更是战略上的短视，只会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。而现在，随着欧洲战局的变化，特别是德意日三国轴心条约的签订，让英国人终于意识到，绥靖政策换不来和平，中国战场是拖住日本陆军主力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“太好了！”周至柔一拍大腿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“我们的飞机终于有足够的航油了！那些P-40战斗机，再也不用趴在昆明的机场上晒太阳了！”
我同样激动，但我必须比任何人都更快地冷静下来。重开公路只是第一步，如何利用好这条生命线，才是关键。我立刻对钱卓伦下令：“立即通知交通部和后勤总部的俞飞鹏部长，请他们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另外，接通昆明行营的电话，我要和龙云主席通话。”
半小时后，交通部次长龚学遂和后勤部长俞飞鹏都准时到达。两人都是行色匆匆，但脸上都带着压抑不住的喜悦。
“夏公，这个消息可是真的？”俞飞鹏是个大嗓门，一进门就嚷嚷起来。他主管全国的后勤，这三个月，他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不少，可以说是度日如年。
“千真万确。”我将电报给他们传阅，然后直接切入主题：“两位，高兴的时间不多，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，比山还多。路开了，物资能不能第一时间运进来？积压在仰光的几十万吨军火、汽油、药品、机器，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抢运回国？国内的运输力量是否足够？道路的养护和防空问题怎么解决？”
我一连串的问题，让刚刚还兴高采烈的两人立刻冷静下来，陷入了沉思。
滇缅公路，全长一千一百多公里，穿越高黎贡山、怒江、澜沧江等天险，路况之差，举世闻名。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，是司机们的普遍写照。再加上日军飞机的时常袭扰，这条路，是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。
龚学遂是负责公路建设和运输的专家，他首先开口：“总长，情况不容乐观。目前我们在滇缅路上能动用的车辆，大概只有两千多辆。而且车况普遍不佳，缺轮胎，缺零件，更缺有经验的司机。要想把积压的物资全部运回来，恐怕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。”
俞飞peng也补充道：“后勤方面，我们在沿途设立了兵站，但油料储备严重不足。车子上了路，跑不了多远就得趴窝。而且，日军的飞机肯定会来轰炸，特别是惠通桥那样的关键节点，一旦被炸断，整条公路就瘫痪了。”
他们说的都是实情。我走到地图前，目光落在云南西部的崇山峻岭之中。那条红色的细线，就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。
“问题必须解决，没有退路。”我的语气斩钉截铁，“我给你们两个部门全权授权。第一，司机问题。立即从全国征召有经验的司机和修理工，特别是西南、华南地区的。待遇从优，按军功论赏。另外，立即组织大规模培训，只要会开车的，都要用上。我们可以组织妇女运输队，我相信，我们中国的女性，不比任何男人差。”
“第二，车辆问题。一方面，立即向美国方面下紧急订单，购买军用卡车和备用零件，让他们从第一批物资里就运过来。另一方面，发动国内的潜力，把所有能动的车子都动员起来，不管是哪个部门的，哪个商号的，战时统一调度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一个月内，路上的车辆数量必须翻一番。”
“第三，油料问题。我会亲自和美国方面沟通，让他们加大援助力度。同时，我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酒精，也要全部用作燃料补充。另外，命令沿途兵站，发动百姓，用人力、畜力，提前将油料分段运输，化整为零，分散隐蔽储存，避免被日军一次性摧毁。”
“第四，防空问题。”我转向周至柔，“至柔兄，航空委员会的任务最重。你们要立即在昆明、保山等关键城市和惠通桥等重要节点，部署我们最精锐的防空部队和战斗机中队。我不管你们有多少困难，必须确保滇缅公路的空中安全。哪怕是用我们的飞机去和日本人的飞机一换一，也要把这条路给我保住！”
我的命令，一道接着一道，清晰而果断。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股破釜沉舟的决心。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，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战役动员。
会议一直开到深夜，我们将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，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预案。当龚学遂和俞飞鹏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时，他们的眼中不再有彷徨，而是充满了坚毅的光芒。
我接通了龙云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云南口音，但同样充满了力量。我向他通报了重开公路的决定，并希望他能动员云南全省的力量，保障公路的畅通和安全。龙云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表示，云南人民将倾尽所有，勒紧裤腰带，也要支持抗战。放下电话，我心中稍感慰藉。在这场民族浩劫中，正是因为有这些识大体、顾大局的地方实力派，有这些朴实而坚韧的人民，我们这个国家，才能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。
十月的第三周，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担忧，宜昌前线的战火骤然升级。
驻守在鄂西地区的日军第11军，在其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，突然向我第六战区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。这次进攻的目标，并非是攻占某一城市，而是以一种“剔抉作战”的战术，企图通过高强度的战斗，大量消耗我军的有生力量，同时抢掠秋收的粮食，以战养战。
宜昌，是拱卫重庆的东大门，也是长江航运的终点。一旦宜昌有失，日军的舰队就可以溯江而上，直接威胁到陪都的安全。因此，我在这里部署了重兵，由陈诚将军指挥的第六战区，下辖十几个军，是中央军的精锐所在。
电报如雪片般飞来。日军以重炮和航空兵为掩护，分多路向我军阵地猛攻。特别是当阳、远安一线，战斗尤为激烈。我军将士依托着残破的工事，与日军反复争夺每一个山头，每一条战壕。阵地白天被日军占领，晚上又被我们夺回来。每一寸土地，都被炮火反复犁过，浸透了双方士兵的鲜血。
我连续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，坐镇参谋本部，亲自指挥这场防御战。巨大的沙盘上，第六战区的地形被完整地复制出来。我军的每一个师、每一个团的位置，都用不同颜色的小旗标示得清清楚楚。参谋们在我身后穿梭忙碌，电话声、电报声和军官们简短有力的报告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曲紧张而激昂的战争交响乐。
“报告总长，日军第13师团已突破我75军在当阳西北的防线，前锋直插XXX高地！”
“报告总长，我18军正在组织反击，陈诚长官请求空军支援！”
“报告总长，远安方向电话线被炸断，与第2军失去联系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