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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知道，历史的真相，远非如此。
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，固然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日本的战争机器。相反，这次惨败，如同诺门罕的失败一样，只会激起日本军部更疯狂的报复。
一个被彻底激怒的、受伤的野兽，才是最危险的。
时间进入十月第三周。
湘北的枪炮声已经平息，但围绕着这场胜利的“战争”，才刚刚开始。
我花费了整整三天的时间，亲自撰写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《湘北会战总结报告》。在这份报告中，我没有过多地渲染胜利的辉煌，而是用一种近乎苛刻的、冷静客观的笔触，详细复盘了整个战役的每一个环节。
我总结了“天炉”计划成功的几个关键因素：第一，准确的情报分析和对敌军最高指挥官心理的精准把握；第二，敢于“诱敌深入、后退决战”的战略决心；第三，东西两翼的成功侧击和对敌后勤线的致命打击；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是全体参战将士不畏牺牲、英勇奋战的爱国精神。
但同时，我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：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依旧有待提高，尤其是在集团军级别的联合作战中，时常出现步调不一、互相推诿的现象；通讯手段的极端落后，导致战场指令传达迟缓，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屡屡错失战机，若非此次战略设计留有足够冗余，后果不堪设想；后勤补给体系的脆弱，在开战之初几乎就已达到极限，弹药、药品的补充速度远远跟不上前线的消耗，白水镇的‘奢侈’炮击，几乎打空了整个第九战区的战略储备；尤其是在应对敌军化学武器攻击时，我们的防护手段和救治能力几乎等于零，福临铺阵地上数千名官兵的惨死，是血的教训，更是国之剧痛。
报告的最后，我用沉重的语气写下了我的结论：湘北之战，我们取得的是一次战术和战役层面的巨大胜利，但它并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整体战略态势。抗日战争，依旧是一场持久战、消耗战。任何的速胜论，都是极其危险的幻想。我们必须利用这次胜利争取到的宝贵喘息之机，加紧练兵、整顿后勤、研发装备、争取外援。未来的道路，依旧漫长而艰险。
这份报告，我让刘斐以参谋本部的名义，印发给了所有高级将领，并以绝密文件的形式，呈送给了国府的最高决策层。我希望用这种方式，给那些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人，浇上一盆冷水。
果不其然，我的报告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一些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领，对我的“危言耸听”颇有微词。他们认为，我是在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在一次内部会议上，一位元老级的将军甚至拍着桌子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：“韩次长，你这报告写得，倒像是我们打了一场败仗。年轻人，打了胜仗，就该尽情庆贺嘛！何必如此杞人忧天？”
我没有与他争辩，只是平静地回答：“将军，居安思危，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参谋本部的职责，就是为下一次挑战做准备，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。”
我的冷淡态度，显然让一些人感到了不快。作战厅内外的气氛，在经历了短暂的欢腾后，似乎又笼罩上了一层微妙的隔阂。我知道，我的这份清醒，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但作为知晓历史走向的人，我不能允许自己，更不能允许这个国家的军事指挥中枢，沉溺于虚假的乐观之中。
就在国内为湘北的胜利而争论不休时，国际上的反应，也同样是波谲云诡。
英、美等国的报纸，纷纷在头版刊登了“长沙大捷”的消息。舆论普遍认为，这是中国抗战的重大转折点，证明了日本所谓的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，已经彻底破产。一些此前对中国持观望态度的西方政客，也开始公开呼吁，要加大对华援助。
但这种舆论上的支持，距离转化为实质性的援助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他们的目光，依旧聚焦在欧洲。就在我们取得长沙大捷的同时，德国已经闪击波兰成功，与苏联瓜分了这个不幸的国家。欧洲的战火，已经熊熊燃烧。在他们看来，远东的这场战争，终究还是次要的。
而我们的敌人日本，在经历了短暂的震惊和混乱后，也迅速做出了反应。
东京大本营，在沉默了数日之后，发表了一份颠倒黑白的声明。他们绝口不提在湘北的惨败，反而宣称，第十一军的“长沙作战”，已经“圆满达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”，给重庆政府以“沉重打击”后，“主动”撤回了原驻地。
这种自欺欺人的谎言，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服。阿部信行内阁，刚刚因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上台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又因为湘北的惨败，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。陆军内部，要求严惩冈村宁次等战败将领的呼声，此起彼伏。
十月二十五日，我收到了戴笠呈上的一份绝密情报。
情报显示，日本大本营，已经在酝酿一场新的、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以挽回在诺门罕和长沙连续受挫的颜面。而主导这次行动的，将是日本海军。陆军在大陆上丢了面子，海军就想在海洋和沿岸地区找回来。
而这次行动的目标，不再是华中，而是华南。
我立刻铺开地图，目光落在了广西的海岸线上。那里，有几个地名，瞬间刺痛了我的神经：北海、钦州、防城港。
这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对外交通线之一。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，通过海路运抵法属印度支那（今越南）的海防港，再通过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，输入中国西南大后方。这条线路，是我们赖以呼吸的生命线。
一旦日军在广西沿海登陆，占领南宁，就能彻底切断这条生命线。这对于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国来说，将是比丢失任何一座大城市都更沉重的打击。
我的心，瞬间沉了下去。
历史，终究还是要回到它既有的轨道上来。桂南会战，这场在另一个时空中，让中国军队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战役，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来了。
时间进入十月的最后一周。
我将自己关在作战厅里，对着广西的地图，整整看了一天一夜。我的脑海中，浮现出无数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：第五军、杜聿明、昆仑关……
我知道，一场比湘北会战更加复杂、更加残酷的考验，正在等待着我。在湘北，我们是内线作战，有地理之便和民众之助。而在桂南，我军的兵力相对薄弱，地形复杂，后勤补给线漫长，而日军，则可以利用其绝对的海空优势，随时随地地登陆，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。
这一仗，不好打。
我开始通宵达旦地制定桂南地区的防御预案。我调集了所有关于广西地区水文、地理、气象的资料，甚至连当地的方言、民俗都纳入了考量范围。我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发去密电，提醒他注意日军可能从海上发动的突袭，并要求他立刻加强对北海、钦州沿线的防御工事。
同时，我开始考虑调兵遣将。桂南地区的守军，多是地方部队，装备、训练都无法与日军的精锐抗衡。必须立刻从后方抽调一支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队，南下增援。我的脑海中，第一个浮现出的番号，就是第五军。这是国内第一支、也是唯一一支全机械化部队，装备着苏制T-26坦克和重炮，军长杜聿明也是一位思想前卫、敢打敢拼的将领。只有这样一支铁拳，才有可能在关键时刻，给予登陆日军以迎头痛击。
然而，调动这样一支王牌部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需要最高层的批准，也需要克服无数的后勤和运输难题。这一切，都需要时间。而时间，恰恰是我们最缺少的。
十月三十一日，深夜。
就在我为即将到来的桂南战事而殚精竭虑之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从戴笠那里传来，如同平地惊雷，让我瞬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戴笠在电话里的声音，带着一丝罕见的、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困惑。
“次长，我们……我们在湘北的战俘营里，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。”
“谁？”
“阿南惟几。”
“哪个阿南惟几？”我心中一惊，但随即否定，那个后来成为陆军大臣的阿南惟几，此时应该在担任第109师团长，不可能出现在长沙前线。
“不是那个师团长，”戴笠的声音压得更低了，“是他的儿子，阿南惟晟。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现任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少尉小队长。他在金龙山的围歼战中，被我军俘虏了。”
这个名字，我并不熟悉。一个少尉小队长，在数万名俘虏中，本不该引起如此大的注意。
“这有什么特殊的？”我问道。
戴笠顿了顿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“特殊的是，这个阿南惟晟，今天下午，在战俘营里，主动向我们的管理人员提出，他有关于日本陆军内部的、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，要向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……当面汇报。”
我的心跳，漏了一拍。
“他说……他知道，是谁，真正指挥了湘北这一战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