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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第三周（11月15日-11月21日）：人间炼狱，问罪与反思
十一月十三日，凌晨三点。
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，从行军床上惊醒。电话，是侍从室打来的，声音里充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。
“韩次长！不好了！长沙……长沙烧起来了！”
我的脑袋，“嗡”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我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是真的！整个长沙城，都烧起来了！火光，把半个天都映红了！我们和第九战区长官部的电话，已经全部中断了！”
我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冲到作战室。那张巨大的地图上，代表着长沙的那个红点，仿佛正在我的眼前，熊熊燃烧。
我的身体，开始无法抑制地颤抖。愤怒，悲伤，惊骇……各种情绪，像决堤的洪水，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理智。
“张治中！酆悌！徐权！我要把他们全都枪毙！”我用拳头，狠狠地砸在桌子上，桌上的茶杯，被震得跳了起来，摔在地上，粉身碎骨。
整个夜晚，对于重庆的最高统帅部来说，都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我们疯狂地，试图与长沙取得联系，但所有的努力，都如同石沉大海。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从长沙周边逃出来的零星人员的报告，和外籍记者的电报，来拼凑那座人间地狱的惨状。
大火，借着风势，迅速地蔓延开来。整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，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正在睡梦中的数十万民众，在惊醒之后，发现自己已经身处绝境。街道上，到处都是奔跑、哭喊的人群。火焰，吞噬了一切。房屋，在烈火中，轰然倒塌。无数的人，被烧死，被踩死，被倒塌的房屋压死。
长沙，这座曾经无比繁华的湘江明珠，在一夜之间，变成了一座尸横遍野、瓦砾成堆的焦土。
这场大火，整整烧了三天三夜。
直到十一月十六日，当我乘坐着一架小型的运输机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长沙城外的一处临时机场降落时，城市上空，依然笼罩着呛人的浓烟。
我走下飞机，看到前来迎接我的，是面如死灰的张治中。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将军，此刻，仿佛瞬间苍老了二十岁。他的眼中，布满了血丝，嘴唇干裂，神情呆滞。
他看到我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要说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对着我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我看着他，心中那股滔天的怒火，却不知为何，平息了许多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。
我没有理他，而是直接，走进了那座已经化为废墟的城市。
眼前的景象，让我这个见惯了生死、见惯了战争残酷的军人，也感到了阵阵的反胃和晕眩。
没有一条完整的街道，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屋。到处都是烧焦的残垣断壁，和散发着恶臭的、无法分辨的尸体。空气中，弥漫着一股死亡的味道。我看到一个母亲，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已经被烧成焦炭的婴儿，静静地坐在废墟上，双目无神。我看到一群幸存的士兵，正在从倒塌的房屋下，挖掘着他们的战友。哭声，呻吟声，在这座死城里，显得如此的微弱和无助。
据事后不完全统计，这场大火，直接导致超过三万名无辜平民的死亡，全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烧毁，经济损失，无法估量。而讽刺的是，造成这场灾难的源头——日军，此刻，依然还在新墙河以北，并没有向长沙，发动任何实质性的进攻。那些所谓的“紧急军情”，后来都被证实，是误报，是谣言。
我们，用一场自焚式的惨剧，将一座本可以成为坚强堡垒的城市，亲手，推入了地狱。而我们的敌人，却在河对岸，毫发无损地，看着我们自相残杀的笑话。
这是国耻！是整个民族，在抗战史上，最黑暗、最荒唐的一页！
十一月十八日，我以大本营参谋次长的名义，在长沙，主持召开了紧急善后会议，并对这次事件的责任人，进行了初步的调查。
证据，很快就水落出水。这是一场由一连串的错误、恐慌和不负责任，共同酿成的悲剧。从最高指挥官的错误判断，到中层军官的命令误读，再到基层执行者的纪律涣散……每一个环节，都出了问题。
十一月二十日，最高领袖的裁决，下达到了长沙。
湖南省主席张治中，被就地免职，留职察看。
长沙警备司令酆悌、保安处长徐权，以及另一名执行纵火命令的军官，被判处死刑，立刻执行。
我知道，这几颗人头，远远不足以平息民愤，更不足以告慰那三万多名屈死的冤魂。但是，在战时，为了稳定军心和政局，这已经是所能做出的，最严厉的惩处了。
在行刑的那天，我没有去看。我只是一个人，走到了湘江的岸边。看着那滔滔的江水，我的心中，充满了痛苦的反思。
这场大火，烧毁的，不仅仅是一座长沙城。它烧掉的，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；它烧掉的，是我们军队在万家岭大捷后，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士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暴露出了我们整个战争机器，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，所存在的，那些致命的、深层次的问题。
我们，真的准备好，打一场持久战了吗？我们，真的有能力，领导这个国家，走向最终的胜利吗？
四、第四周（11月22日-11月30日）：浴火重生，淬炼新谋
长沙的焦土，像一块烙印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。从长沙返回重庆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整整两天两夜。我没有处理任何公务，只是静静地，对着那张巨大的地图，思考着。
文夕大火，是一场彻头彻-尾的悲剧。但是，如果不能从这场悲剧中，吸取血的教训，找到前进的方向，那么，那三万多名同胞的鲜血，就真的白流了。
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我向最高领袖，递交了一份长达万言的报告。
这份报告的名字，叫做《论第二期抗战之国家总动员战略——从长沙之火反思我军政体系之弊病与改革方向》。
在这份报告里，我毫不留情地，指出了我们当前存在的几个致命问题：
第一，是军令与政令的脱节。军队，只管打仗，不管地方。政府，只管民政，不懂军事。在“焦土抗战”这种需要军民高度协同的行动中，这种脱节，直接导致了灾难。
第二，是情报系统的混乱。我们缺乏一个统一的、高效的、能够准确甄别情报真伪的中央情报机构。前线的情报，往往夸大其词，后方，则被谣言所左右，最终导致了最高指挥层的判断失误。
第三，是部队纪律的废弛和官兵素质的低下。许多部队，依然存在着浓厚的军阀习气，视民众如草芥。在执行命令时，简单粗暴，缺乏人性关怀。
第四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是我们整个民族，从上到下，都缺乏一种进行长期、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。我们，依然在渴望着一场“万家岭”式的、能够一战定乾坤的决战。当战局不利时，就容易从一个极端，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从盲目乐观，跌入彻底的悲观和恐慌。
针对这些问题，我提出了我的改革方案。
我建议，立刻成立“国防最高委员会”，由最高领袖亲自担任主席，统揽全国的军、政、经、文大权，打破部门壁垒，实现真正的“总动员”。
我建议，重组军事情报系统，建立一个由我直接领导的、垂直管理的情报分析中心，对所有战区的情报，进行统一的汇总、分析和研判。
我建议，在全军，开展一次深刻的、以“爱民、为民”为核心的纪律整训运动。并且，要大力提拔和使用，那些在实战中，表现出沉着、冷静和智谋的、真正懂得现代战争的年轻军官。
最后，我建议，通过我们所有的宣传机器，向全国的军民，进行一次最彻底的、关于“持久战”的战略思想教育。要让每一个人都明白，抗战，将是漫长的，是艰苦的，是会充满牺牲和挫折的。我们，必须抛弃一切的幻想，准备用我们的韧性，我们的耐力，去和敌人，进行一场意志的较量。
我的这份报告，措辞激烈，直指时弊，在最高层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许多人，指责我危言耸听，指责我越权。
但是，最高领袖，在长考了三天之后，最终，采纳了我大部分的建议。
十一月的最后一天，重庆，虽然依旧阴雨绵绵，但笼罩在最高统帅部上空的，那股因长沙之火而带来的阴霾，终于开始，有了一丝消散的迹象。
新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，由在万家岭战役中，表现出色的薛岳正式接任。他，将在这片焦土之上，重建湖南的防线。并且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将在这里，指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，保卫长沙的、名垂青史的辉煌胜利。
而我，则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和责任。我知道，我的前方，将是更多的艰难，更多的挑战。
长沙的大火，熄灭了。但它，也像一块淬火的顽石，让我们这个多灾多-难的民族，在经历了无尽的痛苦和耻辱之后，变得更加清醒，也更加坚强。
一个全新的、更加务实、也更加坚-韧的抗战阶段，正从这片焦土之上，浴火重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