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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个阴沉的二月，北平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像一块被历史的尘埃浸透的布，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我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的办公室里，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地图，窗外呼啸的北风似乎也带着一丝不详的预兆。来到这个平行宇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，韩夏，这个名字与我前世全然不同，却肩负着指挥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重任，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，如同巨石般压在我的胸口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我的身份是参谋次长，理论上是军事体系的枢纽，但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明白自己是这场即将到来的浩劫中，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。
我知道历史的走向，更知道每一个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不能容忍任何错误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微光透过窗棂，我便已坐在办公桌前。地图上，那些红蓝铅笔圈画出的战线，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，在我眼中不仅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千百万同胞的血肉之躯。
第一周：1937年2月1日至2月7日
二月的第一天，北平城内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微妙的气氛。西安事变虽然已经和平解决，但各方势力仍在暗中角力，国共两党的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。我的主要精力，仍然集中在国防力量的整合与部署上。
上午八时，我的副官，一个名叫李明远的年轻上尉，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。“韩次长，吴组长和张处长已经在会议室等候。”
我点点头，示意他稍后。吴忠信，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资深顾问，虽无军衔，但其政治敏感度和人脉深厚，是我处理复杂党政关系时不可或缺的臂助。张治中将军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次长，是推动国共合作的温和派，也是我在军事政治层面上的重要联络人。
走进会议室，吴忠信先生微笑着向我颔首，他的目光锐利而深邃，仿佛能洞察一切。张治中将军则是一副儒雅的书生模样，戴着一副眼镜，即便身处军中，也始终保持着一份学者气质。
“二位辛苦了。”我坐下，直接切入主题，“西安方面的情况如何？”
吴忠信轻咳一声，道：“宋子文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努力仍在进行中。延安方面提出了若干条件，包括停止剿共、改组南京政府、释放政治犯、保障人民自由等等。南京方面则坚持先服从再合作的原则。症结仍在。”
我端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。我知道，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经之路。我的任务，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，尽力引导，避免误判。“停战是当前最大的共识，这已经是个良好的开端。张将军，各地军事部署的整合，是否遇到阻力？”
张治中扶了扶眼镜，眉头微蹙：“韩次长，各地军阀习性难改，虽然西安事变后，中央军的权威有所提升，但地方实力派对削减编制、统一指挥仍有抵触。例如川军、桂军，他们虽然口头答应抗日，但对兵权看得极重。此外，对日妥协派的暗流仍在涌动，这更增加了整合的难度。”
我心里一阵烦躁，但面上不露声色。这正是历史的困境，中华民族在近代所承受的屈辱，除了外敌侵略，更多的是内部的涣散和倾轧。“兵权是他们的命根子，可以理解。但时间不等人。张将军，务必将我们的军事意图，即‘预设敌情，统一战区，步步为营，以空间换时间’的战略思想，向他们渗透。告诉他们，中央绝不会对地方军队坐视不理，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服从大局。”
吴忠信补充道：“韩次长所言极是。政治工作也要跟上。宋子文先生在财政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，他认为，只有强大的经济支撑，才能保证抗战的持久。”
我点点头，宋子文，这个名字在我的前世，是金融和外交的代名词，在这个时空，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我甚至能想象到他此刻在上海，面对各国银行家，舌灿莲花的场景。“财政是抗战的命脉，但军事准备刻不容缓。张将军，你近期要亲自去一趟河南和河北，了解地方部队的实际情况，尤其是部队的士气和装备。我需要第一手资料。”
张治中肃然应是。
送走二人，我陷入沉思。我深知，日本的侵略野心并非始于“九一八”，也绝不会止步于华北。他们的“北进南下”战略，是清晰而坚定的。而我们，能否在战争爆发前，尽最大可能地做好准备，将直接决定民族的存亡。
我的办公桌上，摊开着几份由情报部门送来的报告。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调动异常频繁，其在华北驻屯军的兵力也有明显增加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铁与火的现实。我拿起铅笔，在地图上圈画出平津地区的要害，又将目光投向了山西、山东。
下午，我召见了陆军大学的几位教授，包括蔡廷锴将军的旧部，现任陆大教授的黄琪翔将军。黄将军是一位思维活跃的军事理论家，对现代战争有独到见解。
“黄将军，各位教授。”我开门见山，“日本对华战略已无秘密可言，全面侵华已是箭在弦上。我想听听各位对未来战争形态的看法，尤其是以华北为战场的想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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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琪翔起身，指着地图上的华北平原，沉声道：“韩次长，以目前国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，与日军进行野战，恐难取胜。日军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极强，尤其注重重炮和航空兵的支援。若在华北平原与日军决战，我军将非常被动。”
另一位教授，毕业于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的刘文岛，补充道：“日军在伪满洲国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体系，其铁路、公路运输能力远超我方。他们可以通过铁路迅速集结兵力，我军若想长期抵抗，后勤补给将是巨大的挑战。”
我听得很认真，这些都是我深知的事实。我来这里的目的，正是希望他们能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。“各位的分析非常精准。那么，以我军现有条件，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敌军有生力量，拖延其进攻步伐，为内地的战略大后方建设争取时间？”
黄琪翔沉吟片刻，道：“韩次长，我以为，我军应避免与日军在华北平原进行大规模会战。可以利用华北地区复杂的河网和村落，构筑多道防御工事，迟滞日军前进。同时，应组建小股精锐部队，深入敌后进行游击作战，破坏其交通线，袭扰其后勤补给。此外，应尽快培训大量军事干部，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，提升士气。”
我微微点头，黄琪翔的思路与我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。以空间换时间，以游击战配合运动战，这正是中国抗战的精髓。“黄将军所言，甚合我意。军事委员会将尽快成立专门的游击战研究小组，由黄将军负责。同时，各地军校的战术课程也要进行调整，将游击战纳入必修内容。”
刘文岛教授也提出：“韩次长，日军对我国航空侦察日益频繁，我方空军力量薄弱，急需补充。防空体系的建设也刻不容缓。”
我心里一沉，空军是我的心病。我深知制空权的重要性，但孱弱的中国空军，在抗战初期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。我只能尽力，尽力去弥补这个巨大的鸿沟。“空军建设，是我的头等大事。我已经多次向军政部和财政部争取预算，并派人前往欧美各国洽购飞机。但这需要时间。眼下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加强防空预警，尽可能地保存现有战力。”
会议持续了整个下午，直到夜幕降临。教授们提出的每一条建议，我都仔细记录，并在心中反复权衡。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，如同泰山压顶。我必须将这些零散的建议，汇聚成一套完整的战略体系。
回到办公室，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次长办公室的专线。我的老部下，也是我的秘书长，方维达将军的声音传来：“韩次长，有何指示？”
“方秘书长，你连夜起草一份文件，关于建立游击战研究小组的批复，任命黄琪翔将军为组长。同时，将全国各地军校的战术课程调整方案，一并附上。明天一早，我要看到这份文件。”
“是！韩次长。”方维达干脆利落地应道。
我挂断电话，疲惫地靠在椅背上。窗外，北风仍在呼啸，预示着一个寒冷而又漫长的冬天即将过去，而春天，却也带来了战争的阴影。
第二周：1937年2月8日至2月14日
进入二月第二周，国共两党谈判的进展，成为我关注的焦点之一。情报显示，双方在具体条款上仍有分歧，但和平解决的意愿是明确的。这意味着，在对日抗战问题上，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指日可待。我的心头略感宽慰，但更大的担忧是，日本侵略的脚步不会因为我们的内部协调而有片刻停歇。
周一上午，我召集了情报处的负责人，戴笠将军的得力助手，毛人凤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但行事周密的军人，是情报系统中的重要一员。
“毛处长，对日情报搜集方面，有无新的进展？”我问道。
毛人凤递上几份密报，脸色严肃：“韩次长，据我们潜伏在天津、北平以及伪满洲国的情报员报告，日军在这些地区的军事调动日益频繁。其在华北的驻屯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冬季实战演习，演习内容包括攻城战、渡河战以及夜间突袭等科目。此外，据可靠消息，日本国内的军事预算大幅增加，军工生产线正在加班加点地运作。”
我接过密报，仔细阅读。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铁钉，敲击着我的神经。“还有呢？”
“在经济方面，日方正在通过各种渠道，加紧搜刮我东北三省的战略物资，尤其是煤炭、铁矿石。同时，他们还在华北地区大量倾销日货，企图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我市场。”毛人凤补充道。
我重重地将密报拍在桌上，心中怒火翻腾。这些侵略者，不仅要夺我山河，更要榨干我民族的血汗！“立即将这些情报，汇总呈报军委会。同时，命令各地情报人员，务必提高警惕，重点关注日军的兵力部署、武器装备以及物资调运情况。任何异常，都要立即上报！”
“是！”毛人凤立正敬礼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下心头的怒火。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而是要冷静地应对。“毛处长，关于日军在华北的间谍活动，有无新的发现？特别是针对我军高级将领的策反和渗透。”
毛人凤面露难色：“韩次长，日军特务机关在华北活动猖獗，他们利用各种手段，收买、策反我方人员。我们在内部也发现了一些可疑分子，正在秘密调查中。目前尚未发现针对核心决策层的渗透。”
我心里一紧，这才是最危险的。一旦决策层被渗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“务必加大力度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！尤其要警惕那些在日留过学、与日方有旧的军政人员。”我知道这句话有多么沉重，但我别无选择。民族存亡之际，任何一点仁慈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送走毛人凤，我感到一阵疲惫。情报战线，同样是看不到硝烟的战场，其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正面交锋。
下午，我召集了军政部后勤次长陈继承将军，以及军需署署长俞大维先生。陈继承将军是一位稳重干练的军人，对后勤保障工作经验丰富。俞大维先生则是一位留美归来的学者，精通军工生产和管理，也是一位实干家。
“陈次长，俞署长，抗战的号角随时可能吹响。我需要你们在后勤保障方面，拿出最详细的计划。”我开门见山地说道。
陈继承将军首先汇报：“韩次长，目前军需署正在加紧采购各类战略物资，包括粮食、被服、药品等。但由于国内工业基础薄弱，许多重型武器和关键零部件仍需依赖进口。我们正在与欧美各国接洽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。”
我点点头，这正是我最大的担忧。“进口固然重要，但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俞署长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，能否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？”
俞大维先生扶了扶眼镜，脸色凝重：“韩次长，目前我国的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，能够生产的武器装备有限。例如步枪、轻机枪、迫击炮等，尚能勉强自给。但重炮、坦克、飞机等，几乎完全依赖进口。我们正在积极从德国引进技术，并尝试仿制部分武器。但从技术引进到批量生产，需要漫长的时间。”
我心里清楚，这些都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所面临的现实。我不能指望奇迹，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发挥出最大的潜能。“我知道困难重重。但我们必须咬牙坚持。俞署长，我需要你详细列出目前所有能生产的武器清单，以及最大产能。同时，重点关注弹药生产，尤其是步枪弹和手榴弹的储备，务必保证充足供应。陈次长，你负责全国各地的战略物资储备点的选址和建设，务必要分散，要隐蔽，以防日军空袭。”
陈继承和俞大维都郑重应下。他们明白我话语中的紧迫感。
“此外，”我补充道，“伤员救护和医疗物资的储备，同样是重中之重。抗战一旦爆发，伤亡人数必将是天文数字。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。”我几乎能预见到那些血肉横飞的场景，心中一阵绞痛。
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，对着地图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拿出一张白纸，在上面写下“战争潜力”四个大字。这是我必须深挖的课题。我不仅仅要指挥军队打仗，更要指挥整个民族，去激发她所有的潜能。
第三周：1937年2月15日至2月21日
第三周，天气依然寒冷，但北平城里，一些不寻常的迹象开始显现。街头巷尾的讨论，从西安事变逐渐转向了“抗日”，虽然声音不大，却能感受到一股暗流在涌动。我的心头沉重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不是和平的希望，而是战争的序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