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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大汗蒙哥决意三路南下的战略，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，其引发的涟漪和暗流迅速向南扩散。
最先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是荆襄地区。东路蒙古军以汉军万户史天泽、张柔为主力，辅以部分探马赤军，开始大举向襄阳、樊城一线增兵。无数的营寨如同雨后蘑菇般在汉水北岸冒出，旌旗遮天蔽日，攻城器械的部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，战争的阴云彻底笼罩了这座南宋的北疆重镇。
襄阳守将吕文焕（吕文德之弟）一日内连发三道告急文书，快马直送临安。文书中文辞恳切甚至带着恐慌，详述蒙军势大，襄阳、樊城虽经多年经营，城坚池深，但兵力不足，粮草消耗巨大，恳请朝廷速发援兵，急运粮饷，否则二城恐难久守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四川制置司也收到了类似的情报，但吕文德的反应却颇为微妙。他一方面将情报转呈临安，另一方面却并未立刻向压力最大的合州、夔州方向增派一兵一卒，反而以“巩固成都防务，防备蒙军偏师绕道”为由，将部分精锐调往成都周边，其麾下大将刘整的东进行动也变得更加明显。
凌岳通过凌八的侦骑和王坚方面共享的信息，对东线的危急形势有了清晰的认识。他深知襄阳、樊城的重要性，一旦有失，蒙古骑兵便可沿汉水长驱直入，横扫江汉平原，届时整个长江防线都将岌岌可危。
“荆襄危矣！”冉琎看着简陋地图上标注的蒙军动向，忧心忡忡，“吕文焕虽非庸才，但兵力悬殊，若无人外援，孤城难守。只是…朝廷如今…”
凌岳沉默不语。他同样担忧荆襄，但他更清楚临安朝廷现在的状态。皇帝宋理宗赵昀年老昏聩，沉迷享乐；权相贾似道把持朝政，排斥异己，专权误国；整个朝廷党争不断，效率低下，贪腐成风。指望这样的朝廷迅速做出正确决策并有效支援荆襄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果然，荆襄的告急文书送到临安后，并未立刻引起应有的重视。文书先被送入枢密院，经办官员互相推诿，争论是该先调两淮兵还是京湖兵，粮饷又从何处支出。争论数日未有结果，文书才被呈送到贾似道的案头。
而此时，贾似道正忙于在葛岭的半闲堂中举办诗会，与一众门客清客吟风弄月，欣赏搜罗来的奇珍异宝。对于荆襄的战报，他只是粗略一看，便不耐烦地扔到一边。
“又是吕文焕在夸大敌情，想要钱粮兵员罢了。”贾似道对心腹门客嗤笑道，“襄阳城高池深，岂是那么容易攻破的？休要扰了本相的雅兴。告诉枢密院，让他们按旧例处理便是。”
所谓“旧例”，无非就是下发一道空洞的嘉奖勉励文书，拨付些许杯水车薪的钱粮，然后督促地方自行筹措守御。这种敷衍了事的态度，几乎注定了荆襄前线将陷入苦战。
然而，临安朝堂上也并非全是贾似道一手遮天。一些有识之士，如御史台的几位言官、部分不得志的将领，以及通过特殊渠道（如王坚的密奏）了解到部分实情的官员，对荆襄的危局和贾似道的敷衍感到极度焦虑和愤怒。
于是，临安城内暗流涌动。一方面，贾似道依旧醉生梦死，压制着任何不利于他“太平宰相”形象的消息；另一方面，关于蒙古大军压境、荆襄危急、甚至四川吕文德可能按兵不动的各种小道消息，开始在官员圈子乃至民间悄悄流传，引发了不少的恐慌和议论。
一股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不安气息，开始弥漫在西湖的暖风与歌舞升平之中。
凌岳虽远在夔州，但通过安插在临安的眼线（主要是安插在商队中的暗卫，利用商贸往来传递信息），也隐约捕捉到了临安的这种诡异气氛。这让他更加确信，不能对朝廷抱有任何幻想。
“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”凌岳对麾下众人说道，“荆襄若失，四川便是下一个目标，而我夔州首当其冲。朝廷指望不上，吕文德心怀鬼胎，我们能依靠的，只有自己，还有…合州的王坚将军。”
他再次加强了对北方的侦察，同时命令加快鹰嘴岩基地的建设和军工生产。能源矩阵的核心部件已经完成，正在进行紧张的组装和调试，一旦成功，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是革命性的。
与此同时，前往合州的商队，历经波折（途中曾遭遇小股水匪，被护卫的暗卫轻松解决），终于安全抵达了钓鱼城，并成功见到了王坚和张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