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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巡钦差督察组”的成立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江南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滔天巨浪。
然而，这巨浪虽高，却未能冲垮那座由千年士绅利益构筑的坚固堤坝。
过了两个月，崇祯很快便发现，自己还是低估了千年以来形成的士绅集团所拥有的韧性与智慧，以及那张遍布南方的、无形而又坚韧的巨网。
猛虎可以震慑一方，却无法轻易摧毁盘根错节的整片森林。
在皇帝的严令下，御史台确实加派了大量监察御史南下，由御史中丞吕好问总领其事。
吕好问乃是朝中公认的清流名臣，为人品行端方，熟读经史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
然而，这位清流领袖，却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魄力。
他习惯于在规则之内引经据典，进行温和的规劝与弹劾，却从未经历过，也不擅长应对这种近乎于掀桌子的酷烈斗争。
更致命的是，吕好问派下去的御史们，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。
大宋科举取士，江南文风鼎盛，御史台里十有五六的年轻御史，本身就是江南士族出身。
让他们去清查自己的宗族、姻亲、同窗、师长，无异于让他们自己割自己的肉。
于是，一幕幕荒诞的场景在南方各地上演。
监察御史们下到地方，无不受到当地士绅“热烈”的欢迎与“全力”的配合。
官府要丈量土地，他们便主动引路。
但拿出的地契和鱼鳞图册，早已被篡改得天衣无缝。
无数良田被化整为零，寄于早已作古的族人名下，或干脆变成了“寺产”、“学田”，成了连御史都轻易动不得的“公产”。
御史们对此心知肚明，却往往在酒酣耳热的宴席与厚重的“程仪”面前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最终在奏报上写下“民风淳朴，官民咸安”的粉饰之词。
商税的征收更是举步维艰。
海商们利用与官员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，手中的“公凭”真假难辨，一船的货物，报关的不足十分之一。
内陆的盐、茶、酒等专卖行业，则被各种“公使库”的名义所笼罩，明明是私人商铺的巨额交易，账面上却成了官府的正常采买，税款流失得无影无踪。
吕好问坐在京城，看着各地递上来的、几乎如出一辙的、毫无营养的奏报，愁得头发都白了几根。
他知道下面问题重重，却抓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。
御史台没有皇城司那样的特务机构，也没有“先斩后奏”的权力，吕好问只能一次次地写信，言辞恳切地规劝地方官要“体察圣意”，其效果可想而知。
最终，清查土地与商业税改的核心工作，在江南士族这种“软抵抗”面前，诡异地陷入了停滞。
整个南方的改革，就像一拳打进了棉花里，看似声势浩大，却处处受阻，收效甚微。
消息传回京城，朝堂之上，暗流再次涌动。
这场改革的最高负责人，中书省左丞相李纲，自然而然地成了所有矛盾的焦点。
“陛下！”
户部侍郎黄潜善率先出列弹劾。
他与李纲素来不睦，此刻抓住了机会，言辞犀利如刀：“李相公主持土地清查、改革商税已逾半年！半年来，国库非但未见增收，反而因加派御史、增设条文，开销剧增！”
“如今国库空虚，军国大事急需用度，李相公却迟迟拿不出成效，臣以为，其才具已不足以担此重任！”
“臣附议！”
侍御史张浚紧随其后。
他年轻气盛，素有清名，却也与李纲政见相左。
“李相公之策，操之过急，致使江南人心惶惶，商旅不通，百业凋敝！此非富国之道，实乃乱国之源！长此以往，国库未盈，民生已困。”
“恳请陛下罢黜李纲，另择贤能，以安天下！”
黄潜善与张浚二人，一唱一和，将改革停滞的所有责任，都归咎于李纲一人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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