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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秋。
汴京的秋色，本该是明净高远的。但这一年的秋天，却因宫城端礼门前正在竖立的那几块巨大的石碑，而蒙上了一层沉重压抑的阴影。
新即位的徽宗皇帝赵佶，改元“崇宁”，取“崇尚熙宁”之意，其政治志向已昭然若揭。他要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，重启变法大业。而辅佐他完成这一“伟业”的，正是去年被召还回朝，如今已官拜尚书左丞、很快就要跃居首相的蔡京。
紫宸殿内，气氛与“建中靖国”时期已截然不同。年轻的皇帝身着赭黄龙袍，端坐御榻，眉宇间少了几分初登基时的青涩与迟疑，多了几分乾纲独断的锐气。蔡京手持笏板，立于丹墀之下最前列，他身形不算高大，但气度沉凝，目光深邃，言语从容，每一句都似乎能说到皇帝的心坎里。
“陛下，”蔡京的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回荡在殿中，“元佑以来，奸党柄国，尽废先帝良法，致使国势萎靡，纲纪败坏。哲宗皇帝绍圣绍述，本欲拨乱反正，奈何天不假年，大业未竟。今陛下嗣承大统，天纵圣明，正当继神宗、哲宗之志，彻底廓清朝堂，清除非类，使正人盈朝，则新法可复，盛世可期！”
他口中的“非类”，指的便是以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等人为首的“元佑党人”。
赵佶微微颔首，他对蔡京的这番论述深以为然。在他看来，父亲神宗的变法大业之所以反复曲折，根源就在于这些“旧党”士大夫的顽固阻挠。不将他们彻底打倒在地，并踏上一只脚，新政便永无宁日。
“蔡爱卿所言，深合朕意。”赵佶开口道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，“元佑奸臣，惑乱朝纲，其罪难书。若不严惩，何以告慰神宗、哲宗在天之灵？何以警示后来者？”
“陛下圣明！”蔡京立刻躬身，随即从袖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奏疏，“臣已与御史台诸位同僚，详加核查，将元佑年间及至今时，所有诋毁新法、朋比为奸、罪证确凿之奸党，列成名录，共计一百二十人。恳请陛下御览，并颁行天下，明正其罪！”
内侍将奏疏接过，呈递御前。赵佶展开，目光扫过那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名字：文彦博、吕公着、司马光、吕大防、刘挚、范纯仁、苏轼、苏辙、程颐、秦观、黄庭坚……从宰相执政到台谏词臣，从学术领袖到文坛巨擘，几乎囊括了旧党所有精英。
看着这些名字，赵佶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神色。尤其是“苏轼”二字，他曾真心欣赏过那位天才横溢的苏学士的诗词书画。但这一丝波动很快便被政治需要的冷酷所取代。他提起朱笔，在奏疏末尾，用力批下一个“可”字。
“便依卿所奏。将此名单刻石立碑，置于端礼门外，昭告天下！凡属奸党者，生前追贬官职、削夺恩赐；已死者追夺赠官、谥号！其子孙弟侄，一概不得擅入京师，不得担任在京差遣，与皇家宗室不得通婚！”
“陛下圣断！”以蔡京为首的大臣们齐声高呼。
这道诏令，如同在滚热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，瞬间在朝野上下炸开了锅。
端礼门外，工匠们日夜赶工，打磨着坚硬的青石石碑。石刻匠人按照下发下来的名单和字体要求，小心翼翼地镌刻着。那字体，并非寻常的楷书，而是当今天子独创的“瘦金体”，银钩铁画，锋芒毕露，带着一种森然的寒意。
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宫墙，传遍了汴京的大街小巷。
“听说了吗？官家要把司马相公、苏学士他们都定为奸党，还把名字刻在碑上，立在端礼门外，让万人唾骂！”
“作孽啊！司马相公、苏学士那样的人物，怎么会是奸党？”
“嘘！慎言！小心被皇城司的逻卒听了去！如今是蔡相公当权，官家又一心要行新法，这些人可不就是绊脚石么？”
“唉，这朝堂上的事，真是风云变幻，说变就变啊……”
茶楼酒肆里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但大多只敢低声细语，脸上带着惶恐与不解。一种无形的恐怖氛围，开始笼罩这座繁华的帝都。
在这股寒流中，感受最刺骨、最直接的，莫过于那些被列入名单者及其家属门生。
汴京城南，一座略显僻静的宅院里，苏轼的幼子苏过，正对着父亲生前好友、同样名列“奸党”榜单的黄庭坚（黄山谷）默默垂泪。黄庭坚在哲宗时已被贬谪至宜州（今广西宜山）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。
“黄叔父远在瘴疠之地，如今又遭此羞辱，不知身体可能支撑得住……”苏过声音哽咽。他自己也因是“奸党”之后，被剥夺了在京城居住和任职的权利，正准备收拾行装，离开汴京。
“奸党”的子孙们，瞬间从士大夫阶层的云端跌落。科举之路虽未完全断绝，但仕途已然黯淡。昔日车水马龙的门庭，如今变得门可罗雀。世态炎凉，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