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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坊当天，洪堡大学主楼的礼堂清晨六点就亮起了灯。
徐卓远和封瑶是最早到的。昨晚他们特意住在学校附近的酒店，免得迟到。推开礼堂大门时，工作人员还在调试投影仪，空气中飘散着咖啡和新鲜打印资料的油墨香。
“紧张吗？”封瑶轻声问，将围巾仔细地叠好放进包里。
“有点。”徐卓远诚诚地笑了笑，握了握她手手，“但更多的是期待。”
重生前，任何公开场合的发言对他都是负担——那些投射来的目光，无论欣赏还是质疑，都会让他本能地抗拒。但此刻，看着礼堂里逐渐成型的展板、屏幕上滚动的中德双语文案、桌上摆放整齐的名牌，他感到的是一种分享的迫切。
七点整，团队陆续抵达。陈然拎着两大袋早餐分给大家，安娜带来了她连夜制作的年表展板，舒尔茨教授西装笔挺，罕见地系了条红色领带。
“今天会有几家媒体，”舒尔茨教授兴奋地说，“包括《南德意志报》和德新社。王老先生已经在路上了，他女儿陪同。”
七点半，第一位参会者抵达——是个银发德国老人，拄着拐杖，手里拿着打印的议程。
“我是汉斯·魏瑟，”他自我介绍，“我的祖父曾在汉阳铁厂工作过三年。”
徐卓远立刻想起在资料中见过的这个名字：“您是埃里希·魏瑟的孙子？”
老人眼睛一亮：“你们知道我祖父？”
封瑶从资料夹中取出那张1925年的合影复印件。汉斯的手指轻轻抚过照片上年轻祖父的面容，眼眶湿润：“这张照片，我家里也有。祖父直到去世前，还常说起在中国的那段时光。”
陆陆续续，礼堂坐满了人。有洪堡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的师生，有当地华侨，还有几位从其他欧洲国家专程赶来的学者。林静教授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接入，她的影像出现在主屏幕一侧。
八点整，工作坊正式开始。
舒尔茨教授简短致辞后，徐卓远作为项目协调人上台。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时，台下有片刻的安静——这个曾经孤僻的学霸，此刻站在台上，姿态从容而开放。
“各位早上好。今天我们要讲的，不仅是技术史，更是关于人的故事。”徐卓远开口，声音平稳清晰，“关于那些跨越国界、语言、战争而依旧相连的心灵。”
他身后的屏幕亮起，第一张幻灯片是并排的两张照片：一张是1923年德国工程师穆勒在德累斯顿家中的工作室，另一张是同一年中国工程师王在绍兴家中的书房。两张照片里，书桌的摆设惊人相似——都有计算尺、手绘图纸、一盏煤油灯，甚至同样摆放着一盆绿植。
“技术会过时，机器会淘汰，”徐卓远继续说，“但人类对进步的渴望、对交流的向往、对和平的追求，这些永远不会过时。”
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找到封瑶，她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。
接下来的展示中，团队每个人轮流发言。陈然演示了数据库的可视化检索，安娜讲述了在博物馆档案库的发现，封瑶则解读了那些中德文信件中的情感脉络。每个环节结束后都有提问时间，徐卓远不再像重生前那样简短应付，而是认真倾听每个问题，引导团队成员共同解答。
十点钟，王老先生的到来将气氛推向高潮。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穿着深蓝色中山装，步履稳健地走上台。他的女儿在一旁搀扶，但他轻轻摆了摆手，示意自己可以。
“我小时候，祖父的书房里总挂着一张德国地图，”王老先生开口，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在礼堂回荡，“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十几个城市。祖父说，这些地方，都有他的朋友。”
他从随身布包里取出一个铁盒，小心翼翼地打开。里面是一叠用丝绸包裹的信件，最上面还有一枚褪色的徽章。
“这是埃里希·魏瑟先生离开中国时，送给我祖父的礼物——一枚柏林工业大学的校徽。”王老先生举起徽章，“祖父一直珍藏着，说这是‘知识的桥梁’。”
台下，汉斯·魏瑟站了起来，声音哽咽：“我祖父也有一枚中国徽章，是王先生送的。他一直别在最喜欢的那件外套上。”
两位老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，跨越三代人的情谊在这一刻具象化。礼堂里响起热烈的掌声，不少人在擦拭眼角。
茶歇时间，徐卓远正和几位德国学者交流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——是他父亲。
“爸？”徐卓远惊讶地迎上去，“您怎么来了？”
徐教授风尘仆仆，但精神矍铄：“请了三天假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想在现场。”他拍了拍儿子的肩，“你妈妈那本笔记，我带来了。觉得亲自交给你更好。”
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深蓝色布面笔记本。封皮已经磨损，但保存完好。徐卓远接过时，手微微颤抖。
翻开第一页，熟悉的清秀字迹映入眼帘：“技术是冰冷的吗？不，它承载着创造者的温度。”落款日期是1985年3月，那时母亲还是个大学生。
“她一直对技术史感兴趣，”徐教授轻声说，“但后来因为现实原因，转向了更‘实用’的方向。这本笔记，是她大学时代的梦想。”
徐卓远一页页翻阅。笔记里有手绘的蒸汽机结构图、抄录的工程师传记片段，甚至还有几页关于“中德早期技术交流”的初步构思——与他们现在所做的项目惊人地契合。
“像是冥冥中的传承。”封瑶不知何时来到身边，轻声说。
徐卓远点点头，将笔记本小心地收好：“爸，谢谢您。这对我来说……意义重大。”
工作坊下午的议程更加互动。分组讨论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加入了徐卓远所在的小组——马库斯·费舍尔，洪堡大学着名的科技史教授，也是重生前的徐卓远最想得到其认可却又不敢接近的学者。
“你的报告很有见地，”费舍尔教授开门见山，“特别是关于技术传播中‘非正式网络’的那部分。我最近在做的研究正好与此相关。”
重生前的徐卓远可能会紧张得语无伦次，或者用过度专业的术语来掩饰不安。但此刻，他平静地回应：“谢谢教授。实际上，我们发现的信件网络显示，那些非正式的、个人层面的联系，往往比官方渠道更持久，更富有成果。”
“我同意。”费舍尔教授从包里取出一份论文草稿，“我正在写一篇关于19世纪欧洲工程师‘信件共同体’的文章。你们是否愿意分享一些案例？当然，会充分注明来源。”
“当然可以。”徐卓远毫不犹豫，“我们很荣幸。”
费舍尔教授离开后，封瑶轻碰徐卓远的手臂：“重生前的你，会拒绝吗？”
“会。”徐卓远坦然承认，“会觉得这是‘剽窃我的发现’，或者担心别人做得比我好。”他摇摇头，“现在明白了，知识只有在分享中才能生长。”
下午四点，工作坊接近尾声。舒尔茨教授做了总结发言，宣布团队将建立一个公开的在线档案库，将所有数字化资料向全球学者开放。掌声中，徐卓远看到台下父亲欣慰的笑容，看到封瑶眼中闪烁的骄傲，看到团队成员互相击掌庆祝。
散场后，许多人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继续交流。徐卓远被几位年轻学生围住，询问申请研究助理的事宜。他耐心解答，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忙看研究计划。
“你变了，徐。”一个曾经和他同修过一门课的德国同学走过来，“变得更……开放了。”
“是成长了。”徐卓远微笑着纠正。
夕阳西下时，礼堂终于安静下来。团队成员一起收拾场地，将展板小心翼翼收好，资料装箱。舒尔茨教授邀请所有人去附近的餐厅庆祝，但徐卓远礼貌地请求稍晚一些到。
“我想先去一个地方。”他对封瑶说。
两人走出主楼，穿过校园，来到洪堡大学那个很少人知道的小花园——母亲笔记的最后一页，画着这里的草图，旁边写着：“柏林洪堡大学，梦想到访的地方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