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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这时，一个清晰而充满自信的声音响起，打破了短暂的沉寂。皇家银行行长林墨白出班奏对。他年纪不过二十五六，身着特赐的绯色官袍，气质儒雅中透着干练，与周围传统文官的气质迥然不同。
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曹总宪与李尚书所虑，乃守成持家之良言，然用于今日开拓进取之世，或略显保守。”林墨白的声音不高，却逻辑清晰，条理分明，他先是对持重派表示了尊重，随即话锋一转，“臣执掌皇家银行，观天下财富流通之势，以为此番远征南洋，非为消耗性支出，实为一本万利之‘投资’！”他刻意加重了“投资”二字，引得众人侧目。
“何为投资？即以今日之投入，博取未来之更大收益！”他继续阐述，目光炯炯，“海盗不除，商路梗阻，则东南所产之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无法外销，工坊凋敝，百姓失业，市面银根必然紧缩，税收锐减，此乃慢性失血，日积月累，所损之巨，恐远超一次远征之军费！反之，若陛下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肃清海路，则商贾必欢呼雀跃，千帆竞发，货畅其流。届时，关税、商税必将随之激增，东南民生复苏，市场繁荣，银行流通亦将随之盘活，所获之长期收益，远胜此次投入之军费！此乃以战止战，以战促商，以战兴国之举！故，皇家银行愿全力支持陛下圣断，可提供充足之低息贷款，专项用于此次远征军需，确保前线将士无粮饷短缺之忧！若以投资论，此战之回报，臣敢言，必在数倍以上！”
林墨白从金融和宏观经济角度给出的分析，如同一股强劲的新风，吹散了些许保守的迷雾，为主战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理论支撑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早已按捺不住的卫国公张国纪立刻再次出列声援，他这次的情绪比初次更为激动，显然是受到了林墨白分析的鼓舞。
“陛下！林行长之言，实乃真知灼见，道出了我等商贾之心声！”张国纪声音洪亮，甚至带着几分颤抖，“商会众商，盼王师如大旱之望云霓，如赤子之盼父母！方才李尚书言及军费筹措之难，臣愿在此立下军令状！若陛下决意用兵，我皇家商会愿率先助饷一百五十万银元！这并非空头许诺，商会已在内部发起‘靖海捐’，各地商号响应踊跃，旬日之内，首批五十万银元即可解送户部！”他顿了顿，环视众人，目光灼灼，“不仅如此，商会还可立刻组织得力之大型货船三十艘，经验丰富之水手、向导五百人，编入征南大军序列，无偿承担部分粮草、弹药转运、伤员后送等后勤保障事宜！这些船只、人员皆常年行走南洋，熟悉航路、水道、岛屿、风向，乃至各股海盗的活动规律与巢穴可能所在！他们可为大军充当耳目，引航开路，以期达到以战养战，速战速决之效！陛下，此乃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之壮举！绝非仅仅为了追回损失，更是为了打通我大明通向四海之黄金水道，为了我朝商旅日后能扬眉吐气，横行四海而无惧！臣，张国纪，再此泣血恳请！”
张国纪这番具体而极富担当的表态，如同在沸腾的油锅中泼入了一瓢冷水，瞬间让整个朝堂炸开了锅。一百五十万银元助饷！三十艘货船！五百熟手！这是实实在在的力量，是真金白银的投入，瞬间将许多持重派关于“耗费巨大”、“劳民伤财”的论点击得粉碎。许多原本中立的官员，眼神也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这时，工部尚书宋应星出列，他的发言带着技术官员特有的严谨和自信，进一步消除了后勤保障方面的疑虑：“陛下，臣掌工部与天工院，可向陛下及诸位同僚保证，此次远征所需之一应军械物资，绝无后顾之忧！”他语气平稳，却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，“目前，‘龙吟’级主力战舰已建成下水十二艘，另有八艘可在两月内完工交付；各型辅助战船、运输船皆储备充足。天工院下属各厂，新式火炮、弹药库存充盈，足以支撑一场高强度、长周期的海上战役。飞艇可投入实战者已有五艘，载重、航程皆经反复验证，可用于侦察、通讯乃至轰炸。只要预算、物料充足，工部与天工院定能保障军前供应，绝不拖沓！至于跨海航行、登陆作战可能遇到之技术难题，天工院亦已组织精干人手成立‘南洋战事技术支援司’，汇集航海、水文、气象、医药等方面之专家，可随时为大军提供技术支持，竭力降低非战斗减员。”
宋应星的保证，铿锵有力，从技术层面给了主战派又一强心剂。
一直凝神静听的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，此刻缓缓出班。他学识渊博，贯通中西，尤其精于西学、农政与兵事，声音温和而富有理性，在朝中素有清望：
“陛下，臣以为，今日之议，当跳出一时之耗费与风险，权衡长远之国运利弊。”他先定下基调，然后缓缓道，“南洋于我大明，不仅关乎眼前商路财赋，更关乎帝国未来之生存空间与发展方向。西夷东来，其势汹汹，凭借者，无非船坚炮利，控扼海路。其商船即战船，商人即战士，所求者，无非垄断贸易之巨利。我大明若想长治久安，若想与西洋诸国平等交往，乃至开拓万里波涛，殖产兴业，传播华夏文明，非掌握海权不可！此次征伐南洋海盗，可视为我大明直面西夷挑战，争夺海权之关键一步，意义远超剿匪本身。至于钱粮耗费，林行长、张国公已言其利，若能以战促商，以战固海，则今日之投入，必能换来日后百倍之收益，为我朝开启一海洋盛世之大门。当然，曹公等所言风险亦需谨记，需在方略、后勤、选将上任贤用能，力求万全，尽可能降低损耗与风险，但绝不能因惧风险而错失良机。”
徐光启从更宏观的“海权”与“未来”角度阐述，将一场剿匪战争提升到了文明竞争和国运抉择的高度，其视野之开阔，令在场许多官员为之动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