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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，南宫，宣室殿。
此殿虽不及德阳殿宏伟，却比处理机要的承禄殿多了几分庄重与正式，是皇帝与三公九卿及重要朝臣议政的常所。此刻，殿内气氛却如同殿外深秋的天空，看似明朗，实则暗流汹涌，寒意逼人。
御座之上，刘宏身着玄色常服，未戴冕旒，面色平静，目光却如同深潭，缓缓扫过殿内分列两侧的众臣。左侧以新任太傅（虚职）的何进为首，其后跟着大鸿胪、宗正等一批勋贵、外戚及较为保守的官员；右侧则以尚书令卢植、新任尚书仆射荀彧为首，其后是大司农曹嵩（态度复杂）、以及部分在平定黄巾和推行新政中展露头角的官员。
今日廷议的核心议题，便是由尚书台提交的《限田令推行方略（试行版）》。绢帛书就的方略就摆在每位重臣面前的案几上，上面清晰地写着根据爵位、官品严格限定私人占田上限，超出部分或由官府赎买，或课以重税，并详细规定了清查田亩、登记造册的具体流程。
“诸卿，”刘宏的声音打破了沉寂，听不出喜怒，“尚书台所拟《限田令》细则，尔等皆已阅看。黄巾之乱，根源在于土地兼并，流民失所。此令旨在抑制兼并，均平土地，使耕者有其田，此乃安邦定国、杜绝祸乱之根本。今日廷议，便议一议，此令当如何推行于司隶及豫、兖、冀等中原要地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太傅何进便率先出列。他如今虽被架空，但地位尊崇，仍是旧势力的一面旗帜。他胖硕的身体微微躬身，脸上堆着恭敬，语气却带着为难：
“陛下圣明，心系黎民，老臣感佩万分。这《限田令》之用意，自是极好的。只是……”他话锋一转，面露难色，“只是土地之事，牵连甚广，盘根错节，非一朝一夕之功啊。各地士绅、勋贵、乃至为国效力多年的官员，其田产多为祖辈积累，或陛下恩赏所得。若骤然以法令强限，恐……恐伤及忠臣之心，引致地方不安啊。”
他这话说得圆滑，看似为国担忧，实则点明了此令将触及一个极其庞大且根基深厚的利益集团——所有拥有大量土地的阶层。
何进话音刚落，一位头发花白、身着卿大夫服饰的老臣也颤巍巍地出列，乃是宗正刘焉（此为历史时间线微调，使其暂未出京）。他掌管宗室事务，声音带着老年人的迟缓，却更有分量：
“陛下，老臣附议太傅之言。我汉室宗亲、功勋之后，散居各地，田产乃其立身之本。若强行限田，恐寒了宗亲、勋贵之心，动摇国本。且各地情形不同，若一刀切之，执行起来必生诸多弊病，易为酷吏所乘，扰民更甚。还望陛下三思，徐徐图之方为上策。”
“宗正大人所言极是！”又一名官员出列，乃是光禄勋杨彪（杨修之父），代表着部分清流士大夫的态度，他们自身往往也是大地主，“《礼记》有云：‘不易之地家百亩’。然数百年来，土地流转，自有其法度。强行限之，恐违天道人情。不若劝导乡绅，自行减租减息，善待佃户，以仁义化之，方合圣王之道。”
一时间，殿内附和之声四起。众多官员，无论派系，在此事上竟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。他们或引经据典，或诉苦陈情，或危言耸听，核心只有一个：《限田令》过于激进，不宜推行，至少不能立刻大力推行。
刘宏面无表情地听着，手指在御座的扶手上轻轻敲击。他注意到，即便是大司农曹嵩，此刻也低着头，不敢与他对视，显然，抄家得来的巨额财富虽让他兴奋，但要动整个统治阶层的“命根子”，他也不敢轻易表态。
右侧，卢植面色铁青，胸膛起伏，显然强忍着怒气。荀彧则依旧沉稳，只是微微蹙眉，似在思索对策。
待众人声音稍歇，卢植猛地踏前一步，声如洪钟，带着一股凛然正气：“荒谬！尔等口口声声宗亲、勋贵、士绅，可知天下亿万黎民百姓乎？！黄巾之乱，百万之众，从何而来？岂不正是因无立锥之地，活不下去，才被妖道所惑！如今陛下欲行仁政，正本清源，尔等却以种种借口推诿阻挠，难道要坐视天下再次大乱吗？！”
他目光如电，扫过何进、刘焉等人：“寒了忠臣之心？若忠臣之心，系于区区田亩之上，而非社稷安危、君父之忧，此等‘忠臣’，不要也罢！动摇国本？让百姓有田可耕，安居乐业，方是真正的固本之策！尔等所言，才是动摇国本之言！”
卢植性格刚直，这番话如同匕首投枪，毫不留情，刺得何进等人面色难看至极。
杨彪立刻反驳：“卢尚书！此言差矣！治国岂能只凭一腔热血？需知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！若强行推行，引得天下士人、豪强离心离德，朝廷政令如何出得了洛阳城？！届时，才是真正的大乱！”
“杨光禄是认为，离了那些兼并土地的豪强士绅，我大汉朝廷就运转不下去了吗？”荀彧终于开口，声音平和，却带着一股冷静的力量，“陛下，诸公，《限田令》并非要夺人祖产，而是设定上限，抑制无度兼并。超出部分，朝廷亦会以市价赎买，或令其分家析产，并非强抢。此乃为天下计，为长远计。若因顾忌阻力便因噎废食，则土地兼并之患永无解决之日，黄巾之乱，必会重演！”
“荀仆射说得轻巧！”何进阴阳怪气地道，“市价赎买？国库虽因抄没暂丰，可能买尽天下多余之田否？分家析产？更是触动宗法伦理！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绝非尚书台几纸文书所能解决！”
双方争论愈发激烈，一方引据经典，强调稳定与传统；一方立足现实，强调危机与变革。整个宣室殿仿佛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言语交锋，刀光剑影。
刘宏始终沉默地听着，他看到了卢植的刚正与急切，看到了荀彧的理智与坚持，更看到了何进、刘焉、杨彪等人那看似冠冕堂皇之下，对自身以及所代表阶层利益的坚决维护。
他深知，荀彧和卢植是对的。土地问题是帝国的癌症，不切除，迟早要命。
但他更清楚，何进等人代表的阻力是何等巨大。这不仅仅是几个豪强，而是整个盘踞在帝国肌体上的既得利益集团。他们掌控着地方行政、舆论导向、甚至部分武装（部曲、坞堡）。在刚刚平定黄巾，内部尚未完全理顺，军队需要休整，新政刚刚起步的当下，若强行全面推行《限田令》，确实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后果。历史上王莽的覆辙，就是前车之鉴。
时机……还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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