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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末秋初，痢疾肆虐省城。医学堂附属医院的诊室里，一位面色苍白的青年被搀扶进来。他腹痛如绞，里急后重，一日泻下十余次，粪便带有脓血。
“三天前开始发热腹痛，昨日便下脓血。”患者虚弱地陈述病情，“在城外请郎中看了，说是湿热痢，开了芍药汤，服后稍缓，但今日又加重了。”
麦克莱恩博士先进行西医检查：体温38.5℃，腹部压痛明显，尤其是左下腹。粪便显微镜检查发现大量脓细胞和红细胞，培养后确认为志贺氏菌感染。
“细菌性痢疾，”麦克莱恩诊断明确，“需要磺胺类药物抗菌治疗，同时补液防止脱水。”
这时陆九芝老先生也前来诊视。他仔细察看患者舌象（舌红苔黄腻），切脉（滑数），问诊（口渴不欲饮，小便短赤）。
“湿热蕴结大肠，气血壅滞，化为脓血。”陆老辨证为“湿热痢”，“当清热化湿，调气行血，用芍药汤加减正合病机。”
围绕这一病例，中西医两组学生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西医组强调病原治疗：“志贺氏菌是明确病原，必须用特效抗菌药。中药虽可缓解症状，但不能根除病原。”
中医组注重整体调节：“磺胺药虽能杀菌，但伤正气，易复发。中药清热化湿，调理气血，治本之道。”
林闻溪细心观察患者，发现一个细节：患者虽然发热，却欲盖衣被；虽然口渴，却不欲多饮。这些表现与典型的湿热痢不尽相同。
他大胆提出：“患者似有寒热错杂之象。是否可能外热内寒，真寒假热？”
这个观点让两位老师都重新审视患者。陆老再次切脉，良久颔首：“脉虽滑数，但重按无力；舌虽红，但舌质淡胖。此乃湿热未清，中阳已伤之候。”
麦克莱恩也注意到患者有轻度脱水征象，皮肤弹性稍差，眼窝略凹陷。
于是治疗方案调整为：先用磺胺类药物控制感染，但减少剂量以减轻副作用；同时用芍药汤加减，但加入干姜、白术等温中健脾之品；另设补液方案，纠正水电解质紊乱。
令人惊喜的是，这种结合治疗方案效果显着。三天后患者热退痛减，泻下次数明显减少；七天后大便成形，食欲恢复。
患者康复后感慨：“先前单吃中药时稍缓又发，单吃西药时呕吐不适。两者同用，反而好得利索。”
这个案例在医学堂引发深入讨论。秦若虚整理了近三年痢疾病例，发现单纯西医治疗复发率较高，单纯中医治疗起效较慢，而中西医结合治疗似乎取得最佳效果。
梁启远仍然质疑：“这只是个案，缺乏统计学意义。” 顾静昭反驳：“医者看病是个案，为何非要统计？”
林闻溪思考良久，提出一个新观点：“或许我们可以将痢疾分为不同阶段和类型。急性期热毒炽盛，以西药抗菌为主，中药清热解毒为辅；恢复期脾虚湿困，以中药健脾化湿为主，西药支持疗法为辅。”
这个分阶段治疗的想法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支持。麦克莱恩说：“在感染初期，病原数量多，需要强力抗菌；后期则更需要调节机体恢复。”
陆老补充道：“中医也有‘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’的原则。二者理念相通。”
于是，一个名为“痢疾中西医结合诊疗规范”的研究项目启动。学生们收集病例，详细记录症状、体征、实验室检查、辨证分型、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。
研究发现：湿热型痢疾多相当于急性细菌性痢疾，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最佳；寒湿型痢疾往往合并消化功能紊乱，中药治疗优势明显；而虚寒型痢疾多为慢性期，西药效果有限，中药健脾温阳效果显着。
一个月后，又一位重症痢疾患者入院。这次，医护人员不再争论中西优劣，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，制定了个体化的中西医结合方案：先静脉补液纠正脱水，用敏感抗生素控制感染，同时根据中医辨证给予相应方药。
结果令人振奋：患者康复速度明显加快，且没有出现以往常见的后遗症。
期末的病例讨论会上，林闻溪作为代表汇报了这一研究成果：“......中西医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。痢疾如此，其他疾病亦如此。作为医者，不当执于门户之见，而当以患者为中心，博采众长，择善而从。”
会后，陆老对麦克莱恩说：“此子可教也。” 麦克莱恩点头：“他看到了医学的本质——不是理论之争，而是生命之重。”
夕阳西下，林闻溪漫步在医学院的小路上，心中充满喜悦。他明白，自己又向祖父期望的“大医”境界迈进了一步——无门户之见，唯求是之心；无中西界限，唯生命至上。
一例痢疾两样看，看的不仅是疾病，更是医学的道路与医者的初心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林闻溪越发坚定地向前走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