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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两天，整个营地都在我的指挥下，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、甚至堪称怪诞的“舞台布置”。
这是一场以真实死亡为道具，以所有人性为赌注的宏大戏剧。我，这个曾经的金融分析师，此刻成了这场戏剧唯一的、躲在幕后的导演。而我的演员们，是一群刚刚从血腥伏击中逃生的士兵。
营地被彻底“净化”了。
我们清理了所有近期战斗过的痕迹。皮卡车斗上卡隆凝固的血迹被一遍遍地冲刷、掩盖，直到再也闻不到一丝血腥，只剩下柴油和泥土的混合气味。那些缴获的、沾着敌人鲜血的武器被涂上厚厚的枪油，用防水布包裹，秘密地藏匿在营地外围的枯井之中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被精心营造出的“受害者”氛围。
士兵们被命令换上了他们最破旧、最褴褛的衣服。那些平日里引以为傲的迷彩服和战术背心被收了起来。取而代之的，是破洞的T恤、磨损的短裤，以及赤裸的、沾满泥土的双脚。
按照我的要求，他们必须在脸上和手臂上，涂抹上代表悲伤和苦难的灰烬。这不是随意的涂抹，而是要混合着汗水和少许油脂，营造出一种长期处于恐惧和悲痛中、无暇自理的憔悴感。
整个营地的声音都被我严格管制了。
平日里士兵们粗俗的笑骂声、赌博时的叫嚷声、训练时的吼叫声全部被禁止。营地里只允许存在两种声音：一种是妇女和儿童（营地里本就有不少家眷）被引导的、压抑的哭泣声；另一种，是男人们为失去兄弟（卡隆）而举行的、低沉的哀悼吟唱。
这群桀骜不驯的士兵，起初充满了困惑和不解。但在奥马尔那只独眼的威慑下，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。他们开始笨拙地扮演我分配给他们的角色：不再是战士，而是一群家园被毁、亲人被杀、被迫拿起简陋武器自卫的难民。
而奥马尔的表演天赋，则被我彻底激发了出来。
他不再是那个杀伐决断、雪茄不离手的军阀。我为他准备了一套新的行头——一件洗得发白的非洲长袍，一根未经打磨的木质权杖。他对着一面破碎的镜子，练习了无数遍，如何用最悲愤、最沉痛、同时又带着一丝高贵和克制的语气，去控诉戴维的“背信弃义”和“外国雇佣兵”的残暴。
他练习如何在讲述卡隆的故事时，让那只独眼“恰到好处”地泛起泪光；练习如何在谈到“和平”时，表现出向往；又如何在提到“复仇”时，展现出一个领袖被迫应战的决绝。
他是一个天生的演员。到第二天下午，当我验收成果时，我几乎要被他那副悲情英雄的模样所说服。
而我，则将是这场大戏中，那个绝对不能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导演。我将以“将军的华夏朋友和人道主义顾问”的身份出现。一个模糊的、中立的、充满善意的身份。
我所有的算计、所有的冷酷、所有的指令，都必须隐藏在奥马尔那张悲痛的、充满戏剧张力的面具之后。
第三天，黄昏。
“哭泣之谷”的入口。
这个名字是我特意为这次会面挑选的，它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故事色彩。这是一条狭窄、荒凉的峡谷，两侧是风化的红色岩壁。据说在旱季，风吹过峡谷，会发出如同妇人哭泣般的呜咽声。
这里是奥马尔的地盘和戴维矿区之间的缓冲区，一个完美的、充满中立与不祥意味的会面地点。
我们等在那里。奥马尔穿着他的“戏服”，身边只跟了四名同样“化了妆”的、扮演护卫的士兵。而我，则站在稍远处的阴影里。
晚霞如血，将整个峡谷染上了一层诡异的暗红色。
我的手心在出汗。这是比在爆炸前倒数时更强烈的紧张。如果阿曼达·斯特恩不来，或者她带来了皮埃尔的雇佣兵，那一切都将瞬间崩盘。
就在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的最后一刻，一缕尘烟在远处的土路上升起。
一辆白色的、饱经风霜的路虎卫士，像一头孤独的犀牛，精准地停在了我们面前。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，她独自一人，充满了那种顶尖职业记者特有的大无畏精神，或者说，是对“独家新闻”的偏执渴望。
车门打开，阿曼达·斯特恩走了下来。
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白人女性，身材高挑而精干。她留着一头极短的、似乎是随手剪裁的金色短发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衬衫和工装裤。她没有化妆，脸上的雀斑和风霜的痕迹清晰可见。
但最令人难忘的，是她的那双眼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