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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作案后，林国伟竟然向受害者提出要"做朋友"。当刘小敏拒绝并打了他一巴掌后，他一怒之下将其掐死。
这一变化表明，林国伟的犯罪心理正在进一步恶化，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性 侵犯，而是寻求更复杂的控制和支配关系。
面对警方的持续追捕，林国伟不得不从屯门区搬到位于红磡区的姐姐家中暂避。然而，仅仅两个月后，他就再次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，于1993年8月5日在土瓜湾美景街 强 奸 了一名21岁的女子。
这次作案后，林国伟再次提出要与受害者"做朋友"，并强迫她交出电话号码。受害者假装答应，逃脱后立即报警。
这成为了案件的转折点。警方安排受害者与林国伟保持联系，并约定于1993年8月6日晚上在黄埔UA戏院见面。
警方在电影院周围设下埋伏，当林国伟出现时，立即将其逮捕。随后，通过DNA鉴证，警方确认林国伟就是犯下9起强奸案并杀害3人的"屯门色魔"。
在审讯过程中，林国伟起初保持沉默，但最终在警方的心理攻势下，他全盘供出了整个犯案过程。这起震惊香港的屯门色魔案，终于画上了句号。
四、正义审判：法律的严惩
4.1 庭审过程：真相大白
1994年9月，屯门色魔案在香港法院开庭审理。林国伟被控3项谋杀罪、8项强奸罪和7项抢劫罪。
在法庭上，林国伟承认了8项强奸罪和7项抢劫罪，但否认了3项谋杀罪。他声称自己是在"错手"的情况下杀害了受害者，并非故意谋杀。
为林国伟辩护的律师请来了两名精神科医生，他们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精神评估报告。报告指出，林国伟自幼缺乏家庭温暖，父亲的虐待、母亲的离家出走以及一系列的情感挫折，导致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。
辩方律师据此辩称，林国伟在作案时处于精神失常状态，不应承担全部刑事责任。
然而，控方对此提出了反驳。他们指出，林国伟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计划性和自控能力，例如选择特定的作案时间、地点，以及在作案后迅速逃离现场等。这些都表明他具有正常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。
控方还指出，林国伟在作案后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，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异常症状。这些都表明他只是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，而非真正的精神病。
受害者家属在法庭上情绪激动，他们强烈要求严惩凶手，为逝去的亲人讨回公道。
4.2 陪审团裁决：罪有应得
经过详细的审理和辩论，陪审团最终作出了裁决。他们一致裁定林国伟的3项谋杀罪和伤害他人身体罪成立。
陪审团认为，林国伟的犯罪行为不仅残忍，而且具有高度的预谋性和重复性。他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案，手段越来越残忍，显示出他对社会的极大危害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林国伟在杀害第一名受害者后，不仅没有收手，反而继续作案，这表明他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丝毫悔意，也没有停止犯罪的意愿。
陪审团还考虑到，林国伟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了对受害者的极端不尊重和残忍。他不仅 强 奸 并杀害了受害者，还对尸体进行了 X 侵犯，这些行为都表明他的犯罪动机不仅仅是满足 性 欲，还包含了对女性的极度蔑视和仇恨。
基于这些考虑，陪审团一致认定林国伟的行为构成了谋杀罪，而非简单的过失杀人。
4.3 量刑判决：史无前例的重罚
在量刑阶段，法官考虑了林国伟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社会危害性。他指出，林国伟的犯罪行为不仅对受害者本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也对整个屯门区的居民，特别是女性，造成了长期的心理恐惧。
法官还注意到，林国伟的犯罪行为跨越了较长的时间，且手段越来越残忍。他的行为显示出他对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公然蔑视，以及对他人生命和尊严的极端漠视。
考虑到这些因素，法官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判决：判处林国伟11项终身监禁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在未来某个时候林国伟有机会获得假释，他也必须服满所有11项刑期，这实际上等同于终身监禁。
这一判决在当时引起了轰动，因为在香港的司法实践中，通常不会对同一罪犯判处多项终身监禁。法官的这一决定，显示了他对林国伟犯罪行为的极度谴责，以及对保护社会免受此类危险人物侵害的决心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林国伟案审理期间，香港正在进行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。1993年4月，香港立法局三读程序正式通过废除死刑法案，以终身监禁作为最高刑罚。林国伟因此成为了香港废除死刑后，第一批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重刑犯之一。
五、社会影响：阴影下的变革
5.1 公众恐慌：城市安全感的崩塌
屯门色魔案对香港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首先，它在整个香港社会，特别是屯门区，引发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。
案件发生期间，屯门区的女性，尤其是夜归的女性，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中。她们不敢独自出门，即使在白天也尽量避免走偏僻的小路。
许多女性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尽量避免在夜间外出。一些女性甚至辞去了需要上夜班的工作，以减少遭遇袭击的风险。
家长们也对子女的安全感到担忧，特别是对家中的女孩。他们会亲自接送女儿上下学，避免她们独自外出。
屯门区的公共场所，如公园、商场和街道，在晚上变得格外冷清。曾经热闹的社区，因为这一系列案件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
这种普遍的恐慌情绪不仅影响了屯门区的居民，也蔓延到了整个香港。媒体对案件的广泛报道，让"屯门色魔"成为了全港皆知的名字，也让所有女性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。
屯门色魔案的发生，打破了香港社会长期以来的安全感。它让人们意识到，即使在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中，也存在着无法预料的危险。
5.2 社区反应：自卫与互助
面对屯门色魔带来的恐惧，屯门区的居民们并没有坐以待毙。他们自发组织起来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社区的安全性。
首先，许多社区成立了"自卫巡更队"，专门负责在夜间护送独自回家的女性。这些巡更队由社区志愿者组成，他们手持电筒，在社区内巡逻，为夜归的女性提供安全保障。
这些巡更队不仅提供了实际的保护，也在心理上给予了居民们安全感。知道有人在夜间巡逻，许多女性感到稍微安心，可以更放心地外出。
其次，居民们加强了对社区环境的监控。他们组织起来，定期检查社区内的阴暗角落和隐蔽区域，以减少犯罪分子的藏身之处。
一些社区还安装了额外的照明设备，特别是在楼梯间、停车场和小巷等容易发生犯罪的地方。这些措施虽然简单，但在提高社区安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此外，社区还组织了各种自卫课程，教授居民，特别是女性，基本的自卫技巧和应对危险的方法。这些课程不仅提高了居民的自我保护能力，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。
屯门区居民的这些自发行动，展示了社区在面对危机时的凝聚力和韧性。它们不仅在短期内提高了社区的安全性，也为香港其他地区提供了应对类似危机的经验。
5.3 制度变革：安全机制的升级
屯门色魔案成为了香港社区安全机制改革的催化剂。案件发生后，香港政府和相关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以提高社区的安全性。
首先，香港房屋委员会在全港公共屋邨强制安装了密码锁。这一措施在1994年实施，共安装了约20万套密码锁，大大提高了公共屋邨的安全性。
其次，香港警方加强了对性犯罪的打击力度。他们成立了专门的性犯罪调查部门，培训了更多的专业警员来处理此类案件。
警方还建立了一个性犯罪者的DNA数据库，这比内地早了约8年。这一数据库的建立，大大提高了警方侦破性犯罪案件的能力。
此外，香港社会对性教育和性别平等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。学校和社区组织开始提供更多的性教育课程，帮助年轻人建立健康的性观念和性别平等意识。
屯门色魔案还推动了香港法律制度的改革。案件发生后，香港立法机构对性犯罪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，加重了对强奸和性暴力犯罪的处罚力度。
这些制度变革不仅提高了香港社会的安全性，也为其他地区应对类似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。屯门色魔案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恐惧，但它也促使香港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和有韧性。
5.4 媒体与文化：案件的艺术再现
屯门色魔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，成为了当时香港各大报纸和电视台的头条新闻。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仅提高了公众的警惕性，也引发了社会对性犯罪问题的深入讨论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这起案件也成为了香港影视创作的题材。1994年，香港导演查传谊拍摄了电影《屯门色魔》，直接改编自这起案件。
这部电影由李家声饰演林国伟，真实地再现了案件的主要情节。它不仅在香港本地引起了轰动，也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。
此外，屯门色魔案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。1994年，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《新重案传真》中，专门有一个单元讲述了这起案件。
2002年，香港喜剧电影《一蚊鸡保镖》的背景故事也借鉴了屯门色魔案。电影中关于收费护送夜归少女的情节，直接取材于现实中屯门居民自发组成的自卫巡更队。
这些艺术再现不仅反映了案件对香港社会的深远影响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公众处理和消化这一创伤性事件。通过艺术的形式，人们可以更客观地审视这起案件，理解其中的复杂性，从而在心理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。
屯门色魔案的艺术再现也提醒着人们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人性中仍然存在着光明和希望。那些自发组织起来保护社区安全的居民，以及不懈努力追捕凶手的警察，都展示了人类面对邪恶时的勇气和团结。
